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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走廊地区早期玉矿遗址考古调查发掘收获,

文章作者:企业文化 上传时间:2019-09-09

径保尔草场玉矿遗址 半地穴式房屋 F108、F113

中蒙联合考古遗址 资料照片

 

  《尚书·禹贡》载雍州“厥贡惟球琳琅玕”,“球”“璆”为一字。《管子》载“昆仑之虚不朝,请以璆琳琅玕为币乎”,《尔雅·释地》亦有“西北之美者,有昆仑虚之璆琳琅玕焉”之记录,《史记·夏本纪第二》中更有“黑水西河惟雍州,……三危既度,三苗大序,……贡璆琳、琅玕”的记述。《尔雅》、郑玄注《尚书》等古籍对璆琳皆释为美玉或美石。章鸿钊认为璆琳考之有二,一即青金石,一即青玉或碧玉,而其名疑自青金石出。杨伯达认为球琳即璆琳琅玕,系禹贡雍州之贡品,亦即西北之美玉,以白、青白、青色为重。主要产地为昆仑山、金山以及格尔木、祁连山和玉石山等,以“球琳”作为西北之美玉的总称谓。若从此说,则今敦煌旱峡玉矿所见透闪石玉可能为当时“球琳”内容之一种,这便与《史记·夏本纪第二》中“三危既度,三苗大序,……贡璆琳、琅玕”的记录形成了高度的契合。我们虽不能据此就能断定先秦“三危”即为今敦煌三危山,但河西玉矿的发现,将为我们认识“三危”及“昆仑”之地望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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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鬃山寒窑子、径保尔玉矿遗址采集和出土最多的是废玉料。玉料的成因类型属于富镁碳酸盐岩与火成岩的接触交代变质成因,交代成因R型是玉料主要的类型,可以分为白玉,青玉,青白玉,黄玉,黄白玉,糖玉和墨玉(青花玉)等类型,其中黄白玉和青玉比较常见,颜色饱和度偏低的黄白玉最为特征。玉料主要矿物为透闪石,玉化好的样品透闪石含量95%以上,品质好者透闪石含量更达99%以上。玉料具有柱状变晶结构-纤维交织结构,其中柱状变晶结构和纤维交织结构混杂出现者常见,致密细腻玉料的透闪石颗粒在5~20μm,部分粗粒的达20-100μm,玉料的折射率1.61~1.62,平均相对密度在2.95左右。

    第二期的以挖坑埋柱方式布置粗大柱网作为建筑基础的遗迹,露头于第⑥层下部,而带方柱的柱坑大多开口于第⑥层下、打破第⑦层。这些木柱大多为直角方体或扁方体,加工异常规整,表面还保留较多的斧、锛等工具痕,很多方柱单体巨大,一边长有的达到50厘米以上,大多在边长30-40厘米,现存长度最长还有近3米,在少量几根已解剖到底的柱子下部还有呈直角形开凿的卯孔,可能与木材的砍伐和运输方式相关。如此巨大的方体木柱的出土为国内史前考古所罕见,它们既代表了当时成熟的木构建筑加工和营建技术水平,也真切反映了先民在利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所具有的高超智慧和所付出的艰巨劳动。这些方柱的排列大多显示一定的规律性,在不同的区域呈现出长方形、方形的布局形态,所以说本期建筑遗迹的单元形态相对比较清楚,发掘区北部呈现南北长20多米、东西进深约8-10米的一个长排房单元,木柱单体略小。它的东南方向,出土了众多单体巨大的方柱,且大致构成一个规模壮观的东西向坐落的建筑整体,面积近300平方米,从它所处的聚落偏中心位置和建筑规模来看,很可能属该村落中心大房子,并堪称是一座礼仪性建筑,而位于它西北面的规模略小的木构房屋,加上其北侧出土的大量日常生活废弃物,如牛、鹿、鱼等各种类的动物碎骨等,可表明它是一座村落日常居住建筑,并且它们两组建筑的有机布局也表明当时在同一村落中已出现了日常居住建筑和礼仪建筑的功能分区现象。结合居住区西边木构寨墙和小河、独木桥,以及更外侧的古稻田的发现,可以说初步探明了这一阶段田螺山遗址聚落布局的基本特征,并为开展河姆渡文化聚落形态研究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材料。此期遗存的年代为河姆渡文化早期晚段,距今6500年左右。

  河西走廊地处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区,位于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的交汇处,地形地貌复杂多样。其地理位置和山地、高原复杂的地形条件决定了自然环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酝酿了文化的多样性。从文化带的分布上来看,这一区域正好处在北部欧亚草原文化与南部农耕文化的过渡地带,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化地理区域。从资源分布来看,其北为天山-北山成矿省,南为祁连成矿省,境内矿产资源丰富而多样,有着无可比拟的资源优势。这一区域富藏玉矿资源及开采利用的情况在《穆天子传》《尚书》《管子》《山海经》等中已有记述。

 

径保尔草场玉矿遗址航拍影像图2016-2017

双鸟木雕神器(正面)   

  (四)玉矿位置及相关问题

   
    五、科学的考古操作手段,保障了系统地获取反映古人生计模式(食物结构)和加工行为的大量有机质遗存,特别是通常考古发掘中不太注意收集的微小动植物遗存。这种方式的微观考古更使接近或重现真实和完整的历史成为可能,由此更可以说,田螺山考古为重建中国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社会历史打开了一扇最清晰的窗口。出土的山茶属植物遗存可能把中国茶文化的历史上推至距今6000年前。
 
   
    六、多学科知识和技术在发掘中和发掘后的应用持续推进,发掘现场和遗迹保护、展示协调进行,探索出一条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兼顾并重的文物考古工作可行之路。(孙国平、郑云飞、黄渭金、沃浩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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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初步了解田螺山遗址聚落布局形态,为开展中国南方低丘湿地型史前聚落形态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探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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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螺山遗址发掘区第一期(第⑦层下)、第二期建筑遗迹   

  三处玉矿遗址均是由防御区、采矿区、选料区等组成的采玉聚落址。径保尔玉矿可依自然地貌分为5个地点,就第一地点来看,各类遗存在空间分布呈现出一定的特点,由外向内,依次为岗哨、矿坑、选料作坊,选料作坊处于地势最低处,防御性岗哨置于最高处。矿坑的分布指明了矿脉的走向,岗哨的大量存在表明了资源的重要性,半地穴式作坊则呈现了对当地环境的适应与利用,这三者又体现了功能上的互补。从对径保尔的发掘揭露来看,房屋布局整体呈圆形,依据排列规律,可将其分为多组,每组房址数量2~7座不等,房屋包括半地穴式、地面柱洞式、地面砌墙式三大类,且以半地穴式为主。房屋的成组分布可能反映了当时的生产组织形式,不同的建筑形制可能反映了不同的性质与功能。半地穴式房屋,平面多呈方形,有单间和套间两种,结构基本相似,主要由柱洞、门道、储藏坑(台)、土台(炕)、操作坑(台)、灶台等几部分组成,部分操作台之上有砺石。从房屋内多有操作坑(台)及大量砺石、废玉料、围岩的存在推测,半地穴式房屋多为拣选玉料的场所,但从房屋内多有灶台和土台或炕的存在来看,半地穴式房屋可能也是当时矿工的居所。砺石材质以砂岩为主,个别为板岩,形体大小各异,磨光面粗细不同,推测玉料拣选经过了多道工序。砺石的磨光面或微凸,或略凹,可能是因不同的使用方法所致。部分房屋有叠压打破关系,在结构上多有前后期改造使用的现象,最明显的变化体现在灶台位置的挪移上,灶台位置的变化与灶台火口的方位变化相关,而火口方位的变化可能与风向的变化有关,风向的变化很可能与季节的变化有关,可能反映出当时季节性的采玉活动。聚落的形成经历了较长的时期,其营建规划体现出了较强的社会组织能力。结合大量箭镞的发现及其铜冶炼铸造的存在等诸多迹象,推测径保尔草场玉矿的开采是在中原政权管理下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活动。

    发掘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领队:孙国平 

径保尔草场玉矿遗址 石锤

  
    第四期的建筑以挖浅坑、垫石块、木条等杂物,再立柱,并在其周围填塞红烧土的方式营建房屋基础,柱坑开口于第②或第③层下,坑大小、深浅不一,单元形态局部也显示为长方形。此期遗存的年代为河姆渡文化晚期晚段,距今约5500年。   

  旱峡玉矿遗址只见骟马文化陶片,较径保尔玉矿遗址所见骟马陶器年代偏早,依据目前对骟马文化的年代认识,其上限应在公元前一千纪前后。从仅见骟马文化陶片的情况来看,此矿应为骟马文化人群独自开采利用。径保尔玉矿遗址为战国至西汉时期遗存,从两套陶器共存的情况来看,当时骟马文化和汉文化两支人群在这一矿区共同从事采矿活动。寒窑子玉矿开采利用的最早年代和人群与径保尔草场玉矿相同,发现的一处斜井形制不同于其他矿坑,周边采集到青花瓷片,推测此井为明清时期开采形成。初步认为,在公元前一千纪前后,河西走廊西部地区的玉矿资源便已被开发利用,一直到汉代,规模巨大,到明清时仍有小规模开采。

    田螺山遗址南距河姆渡遗址7公里,自2004年至今,在国家文物局和余姚地方政府大力支持下开展了多次野外发掘,成为浙江省内迄今持续时间最长、参与的多学科专家人数最多的一个考古项目。2012年的田螺山发掘,按不同年份的不同工作区域划分,是第5次发掘的后半阶段。
   
   
    在新的发掘中,积极探索改进考古传统操作方法、手段和理念,努力做到:一、考古发掘传统方式与操作手段革新相结合;二、宏观考古与微观考古相结合;三、考古发掘与科学技术相结合;四、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展示利用相结合;五、自主考古与中外合作研究相结合,从而使保护棚内的发掘工作重点向遗址早期堆积继续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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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村落建筑遗迹和数千件常见遗物以外,还出土了多件独特遗物,如象纹雕刻木板、独木梯、双鸟木雕神器、木磨盘、木豆形器、长剑形木器等等,它们为见证河姆渡文化各方面超凡的技术和艺术水平、以及先民的以自然崇拜为核心的原始宗教信仰增添了不可多得的材料。

  几处玉矿所呈现出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所在区域海拔较低,植被稀少,成矿层较浅,矿脉多有露头。与新疆和田玉山料所处海拔较高古人很难开采利用的情况截然不同,这里极便于古人找矿和在矿脉露头处露天开采。这可能是甘肃西部地区玉矿资源很早就被开采利用的一个主要原因。河西走廊地区矿产资源丰富,是我国早期铜冶金的重要发展区域,在上个世纪的地质调查报告中多有在铜矿调查中发现老矿硐的记录,近几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京科技大学在开展河西走廊早期冶金遗址调查时也发现了白山堂铜矿等古代采矿遗存,证实了河西走廊地区的先民们很早就掌握了找矿、采矿的技术。大量铜矿、玉矿遗址的发现,表明在河西走廊地区曾经很可能生活着一支或多支在找矿、采矿等方面有着丰富经验的人群,从铜矿的寻找开采,到玉矿的寻找开采,不同行业在相近领域的知识和经验上有着一定的积累、借鉴与传承。这可能是甘肃西部地区玉矿资源很早就被开采利用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四、出土多件具有独特功用或高超技艺的神奇器物,极大丰富河姆渡文化内涵。

敦煌旱峡玉矿遗址(局部)

  
    在保护棚内1200平方米发掘区的中部、东部500多平方米的范围内,初步清理出了以排桩式基础为特征的河姆渡文化早期干栏式建筑典型遗迹局部。排桩大多露头于距地表2米多深的第⑦层下部,并穿过第⑧层,打破第⑨层,基本呈东北-西南和西北-东南两种垂直相交方向排列,木构建筑整体大致显示依托田螺山西南坡下湿软的海相沉积滩涂布置成东北-西南走向的干栏式长排房,单元和面积大小受发掘面积局限和因现场保护的需要,尚未清晰揭露。每根桩的粗细在10厘米左右,桩与桩之间的距离多数很近,约10~20厘米。

  目前探讨玉料来源问题的瓶颈在于难以获得与玉器进行直接比对的玉矿材料,而且仅通过对玉器的目鉴和常规科技手段进行的检测分析很难追溯其来源。马鬃山玉矿和敦煌地块玉矿的发现为祁连山玉矿成矿域的研究提供了窗口,有可能改写中国古代玉料供应的格局,打破过去认为早期玉料可能来自新疆的传统认识。开展对新发现古玉料系统的岩石地球化学和同位素组成测试,建立其地球化学“指纹”,并通过与新疆玉料及丝绸之路一带华夏城邦出土古玉(软玉)的对比,追溯其迁徙路径,对揭示汉代以前该区玉料工业和丝绸之路早期华夏玉石文明的形成,乃至揭示中原传统古玉供应运作体系意义重大。

  
    另外,还系统获取了非常丰富的与村落建筑布局相关、反映古人生计模式(食物结构)和加工行为的大量有机质遗存,特别是多处鱼骨堆(坑)、牛头骨、鹿角、龟甲壳、稻谷壳堆、木屑堆、白泥坑、橡子和菱角储藏、处理坑等各类生活遗迹、遗物,为多学科知识和技术在发掘中和发掘后的持续应用,并最终为重建中国东南地区史前文化史、真切再现先民生存状态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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